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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高教改革的“两个三十年”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发布日期: 2015-09-22 浏览次数:

改革意味着对于既往的社会规制与观念的调整、改造和更新。所不同的是,不良的改革观往往会对既有对象彻底否定,因而使改革变成断裂性行为。有积极性意义的改革观则不同,它坚持与时俱进,同时对于既有对象倾注更多的“同情式理解”,因此,改革会把与时俱进与继承既有对象的合理性因素结合起来,这种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扬弃”,即实现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回头审视我国教育观念的演变。新中国伊始,国家依据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工业化、农业与国防建设的需要,也依据近代以来所流行的“教育即生活”的理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响亮地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支持和引导下,一批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学科专业被开设;大批专业人才源源不断地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专业技术骨干;解决国家建设难题的应用型科研成果也不断涌现等等。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高科技,还有人们熟知的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以及屠呦呦团队所发现的青蒿素等等,都是当时这一理念指导下的教育发展的重要产物。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不适应以及由其引发的冲突也大量存在。毛泽东曾经有过十分严厉的批评声音,如:农林大学办在大城市里,见鬼去吧!他也严厉批评过医科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不关心中国民众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而醉心于国际上医疗尖端课题的跟踪和研究,他认为那应该是少数人去干的事,更多的人和更大的力量应该投放在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上。他批评医科院校刻板地照搬西方的人才培养模式,学制过长,培养规模远远无法适应全国人民,尤其是严重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而缩短学制主要是让学生可以尽快回到实际中去,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由于这一改革的主要实施是在“文革”中,许多变化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痕迹,包括左的政治色彩。例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现,通常的主要措施是让大学不同科系分别与不同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单位建立挂钩关系,教师和学生经常下厂、下乡参加劳动等。这里面,确实存在着流于形式,甚至师生过多参与体力劳动而影响知识的系统学习与研究的问题。就大学师生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而言,对于体验体力劳动的艰辛,密切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感情应该不是太消极的事。但没有创造出“教育与生产劳动”有效融合与相互促进的更加可行的方式,仅仅主要在于让师生参加体力性生产劳动,这对于问题而言毕竟过于皮毛和表层。因此,这一改革的提出,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它的解决方案及其当时所显现出来的效果,却是不理想的。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过程的急剧变化和人们对于极左路线,包括极左教育路线的批判的深入,教育被视为重灾区而受到严厉的审查。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本身虽然没有受到过多的批评,但是人们对于它的实现方式,还是有不少消极的说法。也许就是因此之故,这一教育理念至少受到了冷遇。后来,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攀登科学高峰几乎成为学界的最强音。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始被广泛地宣传,并被看作“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对教育战线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实际上这是新中国教育理念的一次重大更新。

应该说,在中国教育被要求适应和服务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事业后的某个时段,以适当的方式,强调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很有必要的。两者本来应该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但是当它被上升为对于整个教育的指导性理念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的教育是否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为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这个理念在强调“三个面向”时,极大地弱化甚至失却了中国教育最必须实实在在面向自己脚下的这块多情土地的维度。因为中国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有些根本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国情、地情的状况所决定的,有时它不仅不是世界的,不是未来的,甚至也与现代化没有太多关系。一个国家教育要达成良性发展,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与本土教育经验的关系。因此,历史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现在与未来都应该成为国家教育发展必须认真平衡而不可偏颇的基本维度。

从这三十年来的教育实际进程看,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很认真地贯彻落实“三个面向”的精神,以各种方式,力求与世界接轨,与未来携手去实现现代化。我们从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得知,为了加快教材方面与世界接轨,政府拨付紧缺的外汇进口大、中、小学的教科书。由此,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差距。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正轨,中国就以政府公派的方式,主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向美、加和欧洲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一大潮持续到今天,出国留学已经是以自费为主了,公派力度也不断持续加大。留学的层级,既有普通高等教育,也有职业性高等教育,还有规模不太小的基础教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也派出大量党政干部赴欧美大学接受培训。这种蔚为大观的留学潮,成就了中国作为世界留学生派出第一大国的地位。欧美各国一些大学还借助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放政策,在中国设立分校或校区。在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方面,中国大学通过这些年不断派出和回收的留学人员,积累了与欧美国家大学的丰富人脉,并开展了有一定深度的科研合作。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对于欧美国家大学的科研,是跟踪得很紧的,这也许就被看成教育面向世界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从来也没有过今天如此的开放和与世界的深度融合。

客观地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事业的发展,智力与人才的支持,重要来源就是教育的大发展。因此,对于中国这些年来教育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否则,就是一种新的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就人们对于教育的期待而言,就我国高端人才的创造力、科研原创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中国教育历经三十几年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比较而言,人们是不满意的。被人们看作中国最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生命科学学科,虽然产生出一大批国际性学术论文,但大多数属于跟踪所谓世界学科前沿的,原创性大多不足,因而究其实也就成为跟踪在西方国家庞大的科学大军后面的一支小分队。相反的,真正被世界承认在生物学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两位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和屠呦呦,都不是刻意去从事跟踪世界和未来的课题,而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立足于解决国家非常实在和具体的需求而取得原创性成果的。

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一旦社会有了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我认为,这一说法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植根于社会需求的深刻道理,同样也揭示了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的深刻道理。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的教育淡漠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失却其意义与价值的直接感知。时下,为什么发生那么多大、中学生一旦毕业,就大烧其书?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中青年教师一旦评上高级职称,就倦怠于他们原先所从事的被称作科学研究的工作?原因非常复杂,但他们对于所付出的努力的应有价值产生了怀疑,一定是原因之一。就目前许多高校教师的科研工作而言,大多数选题都属于美其名为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究其实只不过是面向文献与书本的,是典型的“从书本中讨生活”的套路。这种科研工作除了满足个人和单位的某些极为功利化的目的外,是不可能对社会发展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从这一维度看,我认为人们在求解“钱学森之问”时,不应该简单地把问题指向所谓培养“兴趣”、空谈“创新性思维”这类纯属主观状态的东西,而应该认真地反思我们忽视和脱离我们脚下这片大地的需求所导致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偏颇,认真地把我们的教育发展引导到立足于我们的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让教育更加自觉地面向我们社会的实际、需求与问题,让我们的科研工作立足于解决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实在发生和提出的问题上,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使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成为促进社会不断向上发展的积极性推动因素,也能够不断地从问题的解决与满足社会需求中,凝练出新的问题与课题,从而使教育与科研工作的水平不断提升,也使教育与科研的参与者在这种发展与提升中,不断地升华自身的存在感与价值感。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建国后的“两个三十年”不应相互反对,这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意义重大。

(作者 徐俊忠,系广州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9月21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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